家计财税模式让大明王朝走向覆灭

        家计财政一直是封建社会的基本财政模式，所谓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；率土之滨，莫非王侯。大明王朝并没有出现贞观开元那样的盛世局面，最终沦于流民之乱，一代貌似勤政的君主，自绝于景山歪脖树上。原因众说纷纭，但以财税观点解释，却颇为合理。

        大明王朝始建于朱元璋之手，这个乞丐出身，又当和尚避于乱世的人，最后在风起云涌的反元浪潮中胜出。建明以始，为荫及后代子孙，免于乞丐游僧的命运，确立了皇族子孙不工作就获得俸禄田产的制度，明初年，太祖子孙虽多，但可以数得过来，但是到了明末，子孙繁衍不息，已形成数十万的皇族集团，兼并了大量田产，官府不敢动辄征收田赋。而大明培养的文官集团，虽然经过儒家的教育，八股文式的考核，其实并不身体力行，象海瑞那样的官员，靠俸禄活着，最终连下葬的棺材都买不起，这样的事例已经告诉文官集团，清廉显然不是什么好事，哪怕被剥皮，也得贪腐。文官集团中的首辅徐阶，属于清流的典范、士林的楷模，家族仍有良田数十万亩，既有好名声，又占有大量田产，可谓名利双收。若问文官集团为何口是心非，盖因对下自然官威无限，对上则是皇权的奴仆。在帝王眼中，权势煊赫的文官集团不过是打工仔群体而已，文官集团既然清楚了自己的定位，那么就可以放开手脚，高举忠君爱民的大旗挖大明的墙角了，于是土地兼并的浪潮中除了皇族子孙也加入了达官显贵的身影。建立在土地基础上的财税制度，不可能把皇族和官员作为纳税主体的，这不符合自身的核心利益。于是这两者之外的那一小部分土地，承载了大明所有的财税负荷。再加上明末开征的辽饷、练饷、剿饷、终于使种地的人们发现无论怎样努力耕种，都不能交纳足够的税赋，甚至还有饿死的危险，于是流离失所，造成土地撂荒的现象，大明的税赋征收面临了更大困境，为了减少支出，开始减员增效，把李自成这样有能力没门路的驿卒裁撤掉了。而自成起于民间，驿途劳顿中，深知大明病入膏肓，于是登高一呼，万众响应，聚百万之众，横扫天下。此时，即使秦皇汉武再世，也无力回天了。

       有意思的是，李自成进北京后，大搞逼供信，从皇族和文官集团那里共缴获七千万两白银（大明直到亡国也没有补上对关宁边防军拖欠的20万饷银），七千万两白银也直接导致了起义军大发横财后，军心涣散。百万雄师，在山海关败于关宁铁骑和满八旗后，便迅速在历史的长河中，永久地黯淡消亡了，盖因财宝在身，不能舍生忘死，更惶论再造万里江山了。